ねこひろいました游戏 “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黄家驹的绝唱之旅逝世30周年-蒙胧人生

“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黄家驹的绝唱之旅逝世30周年

今年是Beyond乐队成立40周年。6月30日又是Beyond灵魂人物黄家驹逝世30周年纪念日。1993年6月24日，在东京录制综艺节目时，黄家驹不慎从舞台上跌落成重伤，昏迷不醒；6月30日黄家驹去世，终年31岁。

40年过去，Beyond仍然是一种文化现象，见证了一个时代。《真的爱你》《光辉岁月》《不再犹豫》《海阔天空》……他们的音乐影响了几代人。也许今天已经有年轻人对黄家驹的名字感到陌生，但一定听过他的歌。黄家驹生前，Beyond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是《乐与怒》（Rock N Roll），其中收录了Beyond最广为传唱的那首《光辉岁月》。每年家驹忌日，都会有很多悼念文章涌现，怀念这位过早陨落的摇滚巨星，追忆自己受其音乐感召、启蒙的青春岁月。

今天的文章来自7月即将出版的新书《乐与怒：Beyond传》。作者梳理大量资料，回溯家驹离世前一段时间的经历、状态。Beyond成员黄贯中曾透露：“家驹临走前的一段时间其实很不开心”，而且“对很多事情似乎都已经心灰意冷”。他并不希望受到歌迷的盲目追捧，反而认为他们应该去“接受更好的东西”。

黄家驹（1962年6月10日-1993年6月30日），资料图片。

无论当年或现在，家驹的价值观都难容于娱乐圈，他说过“香港没有乐坛，只有娱乐圈。”他反感的偶像包装手段如今变本加厉，没有音乐，只有流量。怀念家驹，其实更是怀念他对音乐的理想主义和赤子之心。”2018年5月，一颗以黄家驹的名字命名、编号为41742的小行星被正式公布，从此他就像夜空中的星宿，用自己的余光，照亮那些迷失在黑暗中的人。“

《乐与怒：Beyond传》，左安军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即将出版。

征服日本市场：

共同的梦想

1991年5月，Beyond前往东京参加“亚洲儿童救援行动”（Children's Aid For Asia）的演出，此行成为Beyond进军日本乐坛的契机。演出结束后，香港资深音乐人左永然（Beyond第一任短暂的经纪人）将Beyond引荐给了日本演艺公司Amuse（雅慕斯娱乐）的创始人大里洋吉（Yokichi Osato）。大里洋吉在家中招待了Beyond，当天一起共进晚餐的人还包括日本著名音乐人喜多郎（Kitaro）。在此次晚宴上，Beyond经纪人陈健添（Leslie Chan）询问大里洋吉是否有意向“帮助Beyond发展日本的市场”，但大里洋吉当即否定了这一可能。

同年9月，Beyond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生命接触”演唱会，陈健添特意邀请大里洋吉前来观看，大里洋吉深受震撼，演出结束后随即表示愿意签下Beyond到日本发展。

1991年12月23日，Beyond和Amuse签下一纸合约，正式开启进军日本乐坛的摇滚之路，但日本的追梦之旅也了Beyond成员一生的痛。在新世纪的一些采访中，黄贯中和黄家强都曾表示乐队当初是被陈健添“卖”到日本，意在强调乐队的弱势和被动地位。许多歌迷也以此作为攻击陈健添的有力证据。

2011年陈健添则在微博中表示，与Amuse签约“最后是由Beyond决定的”，两年后他同样在书中回应说，“假如开始的时候他们不同意，我是不会继续和日本人谈下去的，最后签还是不签，决定权完全在他们四个人手里”。自从1993年4月双方对簿公堂，接着又发生家驹离世的剧变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便彻底破裂，十多年来彼此之间的敌意从未消减，在某些问题上各执一词。

Beyond专辑《光辉岁月》封面。

事实上，自从1989年《真的爱你》发表后，Beyond在香港已是家喻户晓，在之后的两年间，乐队又相继出演多部电视、综艺、电影等，职业生涯如日中天，1991年9月在红磡体育馆的5场演出，更是将乐队的声誉推到顶峰。

以乐队当时的境况而言，他们完全有能力和经纪人平等对话，共商乐队前程。好在20年后黄贯中终于放下芥蒂，和陈健添握手言和；经历女友意外离世和身份转型的叶世荣则早已平心静气，不仅和陈健添重归于好，连他们在北京的办公室也是比邻而居；唯独黄家强和陈健添不相往来，时而上演隔空互呛。

面对这些真假难辨的过往，无论孰对孰错，有一点始终毋庸置疑：作为一支野心勃勃的乐队和独具慧眼的经纪人，Beyond和陈健添当时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征服日本音乐市场，实现自身的抱负。

作为世界第二大音乐市场，日本有着成熟的运行机制和广阔的市场空间，这是最吸引Beyond的地方。乐队将以此作为跳板和过渡，为后续打入美国市场做准备。但是，进军日本乐坛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冒险。一方面，Beyond的四名成员对日语一窍不通，和唱片公司沟通非常困难；另一方面，乐队在那里根本没有听众基础，影响力基本为零。行至一个如此陌生的环境，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其难度可想而知。

团队精良，受益颇多

Amuse为Beyond组建了新的制作团队，领导者是一位名叫梁邦彦（Ryo Kunihiko）的制作人。专辑录制期间，Beyond常常和梁邦彦以及翻译助理Ben Lee待在一起。梁邦彦1960年出生于东京，其父母均是侨居日本的朝鲜人。Ben Lee则来自香港，曾留学日本，是一位粤语和日语通，因此他成了Beyond和日本乐手沟通的唯一桥梁。不过，由于Ben不怎么懂音乐，Beyond和乐手们沟通起来还是颇为困难。

在与日本制作团队合作的过程中，Beyond获得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香港的体验。新团队成员都有很强的时间观念，从来不迟到，而这正是黄家驹在香港时的毛病；最重要的是，他们独具专业精神，做事极其认真。“日本人对待工作的态度很好，他们彼此尊重，就算只是负责按键过带的工作人员都有乐谱看，不像香港只有总监一个人有乐谱。而且在香港，有时我们想尽力做到的东西因为时间比较紧，他们都会求其过关，或者歌迷可能不懂的东西，也会作罢！

在日本就不同，虽然我们沟通比较困难，但他们能感觉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总会一试再试，直到大家满意为止。”家驹说，“他们会花很长时间来完成一件看上去并不怎么重要的事，不会像香港人图快图省时间。”

黄家驹演出画面。

Beyond原本就是那种对自身要求比较高的乐队，但与日本制作团队相比，他们也要自叹弗如。“我们对音乐的要求从来都相当严谨，但和他们的录音师一对比，才发现我们有很多东西都需要改进。”不过，刚开始梁邦彦修改他们的编曲时，他们并没有那么乐于接受。因为他们想做的是重型音乐，但经过前者大刀阔斧的修改之后，歌曲变得柔软许多，整个风格跟原版大相径庭。这种被干涉的创作方式令Beyond难以接受，为此双方还发生过不少争执。

1992年7月，经过半年的努力，Beyond终于推出在日本录制的首张专辑《继续革命》。乐队对这张专辑很是满意，乐队人也给出了一致好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乐队为专辑举办了“继续革命音乐会”，并先后飞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宣传造势。然而，令乐队感到失望的是，尽管《遥望》和《长城》在榜单上成绩不俗，但几个月后专辑的销量仍未超过5万张。

9月底，Beyond的首张日语专辑《超越》（Beyond）在东京推出。严格来说，《超越》并非一张纯粹的日语唱片，因为粤语版的《农民》《早班火车》《无语问苍天》也被囊括其中，专辑甚至还收录了一首改编自《继续沉醉》的国语版《爱的罪过》，日语歌曲只有7首，而且都是由《继续革命》中的作品重新填词而来。月初发行的日语单曲《可否冲破》同样显得有些凌乱，因为它还附赠了一首粤语版的《早班火车》。这种将两种语言，甚至三种语言的歌曲混在一张专辑中的做法，似乎并不高明。因为这样一来，专辑就失去了核心，日语歌曲和粤语歌曲都未能得到凸显。

Beyond专辑《海阔天空》封面。

尽管Beyond努力配合Amuse的宣传计划，但愿意为《超越》买单的歌迷并不多。这张唱片在日本和香港两地的销量加起来还不到3万张。在此期间，乐队还录制、发行了国语唱片《信念》和粤语迷你专辑《无尽空虚》，并在台湾进行一系列宣传，忙得不可开交。

1993年1月底，Beyond再次登上飞往东京的航班，开始投入新专辑的录制。经过上一张专辑的合作，制作人梁邦彦与Beyond已经有了很好的默契。虽然他也参与编曲，但毕竟Beyond掌握了整张专辑的主导权。他不再强行修改乐队的编曲，而是用协商甚至是支持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的构思。

《乐与怒》专辑封面。

5月，《乐与怒》正式推出前，Beyond回到香港，开启了为期三周的宣传之旅。5月26日，也就是《乐与怒》发行当日，飞去了吉隆坡。30日，Beyond回到香港继续做了一个星期的宣传，然后6月6日再次启程去了东京。他们的第三张日语单曲即将在那里上市，新的宣传工作已经排上日程。4天后，家驹迎来了31岁生日，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停下来庆祝，而是继续埋头工作。

哗众取宠，心神俱疲

日本的宣传方式和香港大同小异，唱片尚未发行之前，打榜工作便已步入正轨。《完全地爱吧》的日语版《我想夺取你的唇》（くちびるを夺いたい）和《海阔天空》的日语版《遥远的梦》在电台播出后，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有时他们会在一些唱片行和录像带店铺听到自己的歌，甚至走在路上也会被人认出来。

可是，Beyond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快乐，因为频繁的采访和出镜，尤其是参加那些哗众取宠的游戏节目，让他们感觉多年的努力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与此同时，乐队的形象也正在被朝着偶像的方向打造。

即将发行的日语唱片封面和MV便是如此，尽管他们在《我想夺取你的唇》的MV中努力扮成邻家大男孩的样子，但那些动作却像是幕布后的皮影，时刻被人操控着。在唱片封面上，满脸堆笑的他们一起望向镜头，仿佛又回到了《Beyond IV》的时代。

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从前所批判的，但如今他们却成了自己批判的对象，再次落入俗气的圈套。Beyond试图拒绝那些他们不想做的事情，甚至为此每天跟经纪公司发生争吵，但最后他们还是会被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服。一种肉在砧板上的感觉，这就是他们共同的感受。尽管有太多的不满，但他们还没有强硬到撕掉合同走人的地步。于是令人厌恶的宣传工作仍然继续着。

半个月后，身心俱疲的家驹终于再也无法忍受。在6月中旬的一次乐队会议中，他提出等Beyond十周年巡演结束后，打算将乐队的活动暂停一段时间，各自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听到这个决定时，感觉很突然，”黄贯中回忆说，“但我也很清楚他的想法，我得尊重他的决定。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一切都是他说了算。他的意思并不是彻底放弃音乐，只是想暂时放下乐队的事情，因为他对音乐圈的一切深感失望，他已经受够了。”虽然他们都理解家驹内心的痛苦，但还是完全“没有想到他会提出暂时解散乐队”。

旧年Beyond，资料图片。Leslie Chan提供。

世荣也记得有一次在东京的录音室时，家驹突然对他们说，想暂时离开乐队，去做自己的专辑。因为他有很多个人化的作品，并不适合Beyond去演奏，而且现在乐队的方向越来越偏离他的初衷，这更加坚定了他暂时解散乐队的想法。家驹的前私人助理阿龚的忆述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他希望Beyond四个人都有自己的专辑，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可以各出各的作品。”阿龚说，“他提过几次。”

家驹的无助和痛苦在6月23日似乎变得无处躲藏，于是当晚他给最好的朋友刘宏博打去电话，聊了四五个小时。虽然Beyond进军日本已经有一年半，但他真正的归属感还是在香港，因此很多时候他都会给远在香港的朋友和家人打电话。

“我们开始先是拉家常，后来家驹越说越气愤。”刘宏博回忆说，“家驹觉得这一年多他们受到的限制很多，他怕那样做下去，会违背他最初做音乐的心愿。他宁愿选择回到香港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音乐，哪怕是纯音乐也好。在日本这段时间，对他整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他觉得自由是那么重要。他觉得作为一个创作人，一定要有一颗奔放的心去自由地思考和创作。”刘宏博说家驹身上似乎有一种“无休止的压力”，家驹甚至“说着说着就有点想哭的感觉”。

在2005年告别巡演的现场，黄贯中也透露说：“家驹临走前的一段时间其实很不开心”，而且“对很多事情似乎都已经心灰意冷”。他并不希望受到歌迷的盲目追捧，反而认为他们应该去“接受更好的东西”。

意外跌落舞台，

梦想戛然而止

尽管家驹的内心极度痛苦，并且对他们曾经向往的日本乐坛感到失望，但在媒体面前他还是表现得很积极。在事故发生前六小时，他甚至还对一家杂志的记者说，他们“已经适应日本的生活，今后会很努力地去做”。然而，随着6月24日凌晨的跌倒，那些真假难辨的希望便都戛然而止了。

当时Beyond的四名成员正在和同台的八名表演者在富士电视台的4号录像室里录制一档名为《小内小南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ウッチャンナンチャンのやるならやらねば）的节目，分组游戏进行到十五分钟后，舞台被水池中的水溅得湿漉漉，加上对决双方相互推挤，导致家驹和另外一名主持人滑倒并冲向舞台的围板。

但谁料那块挡板只是一块用于电影拍摄的道具木板，轻而易举就被冲开，紧接着家驹和主持人便从三米高的舞台跌下。家驹后脑勺先着地，伤势严重，跌倒后一直昏迷不醒，而那位胸部受伤的主持人很快就康复了。

事故发生后，家驹被紧急送往东京女子医科大学病院进行救治。在通往医院的路上，家驹的情况变得极为不妙，血不断从他的耳朵里流出来，甚至还出现过一次心搏骤停的情况。医院给出的诊断结果是“急性内出血及脑挫伤”，之后他被转移到重症监护室，但由于伤势过重，主治医师一直不敢贸然为他动手术。

意外发生后，家驹的五位亲人，好友刘宏博，前蓝战士乐队主唱单立文都赶到了东京。家驹的初恋女友Gari及其丈夫、陈健添等人也相继赶往家驹所在的医院。随后，香港也在铺天盖地报道家驹的情况，甚至还有几家电台的员工亲自飞到东京探望家驹。

电影《BEYOND日记之莫欺少年穷》剧照。

日本的情况则截然相反，刚开始的5天，Amuse和唱片公司（Fun House）不仅没有发表任何声明，甚至还在6月25日，也就是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推出了乐队的日语单曲《我想夺取你的唇》。与此同时，Amuse也在极力封锁有关家驹病情的消息，直到唱片发行当天才有一家体育小报用头条大幅报道了这一事故，但内容大部分是关于那位受伤主持人的。

勉强维持了两天后，26日家驹的病情开始恶化，血压不断下降，晚上主治医师告诉家驹的父母，家驹“已经没有希望”。在黄国文夫妇跪地痛哭的哀求下，主治医师才改变了关掉生命维持系统的决定，继续对家驹进行救治。家驹的母亲一直紧握着家驹的手，之后家驹的生命迹象开始增强，直到27日病情才趋于稳定，但之后的几天家驹依然昏迷不醒。

在香港和东京，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歌迷自发聚集起来为家驹祈福，他的家人和朋友也在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救治，但沉睡中的家驹还是未能醒来。1993年6月30日，也就是家驹昏迷后的第7天下午，他的病情急转直下，直到东京时间下午4点15分，脑电波和心电图渐渐归零，他的生命永远停在了31岁。

死因是“急性硬膜下血肿、头盖骨骨折、脑部撞伤及急性脑肿胀”。那个胸怀博爱且一生都在为香港原创音乐努力的天才，就这样告别了世界。

7月2日，家驹的遗体被一架专机运回香港，三天之后的7月5日，在成千上万的恸哭声中，载着家驹遗体的灵车渐渐驶入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Junk Bay Chinese Permanent Cemetery）的公路。随后他被安葬在该坟场的15段6台25号。和他一起入土为安的还有他生前最喜欢的那把马丁（Martin）D-28十二弦原声吉他。墓碑前翻开的石头之书上写着他的墓志铭：“生命不在乎得到什么，只在乎做过什么。”

多方反应令Beyond

大失所望

家驹的离去，对他的家人和朋友而言都是致命的打击。守在家驹身边的叶世荣看到心电图归零后，便马上晕倒了。在这之前，他还曾为家驹祈祷：“只要他康复，我一生吃斋。”黄贯中也表示家驹昏迷的那个星期是他“人生中最长的七天”，一直抱着家驹醒来的希望，可最后还是破灭了。

虽然跟死神搏斗了一个星期还是没能醒来，但家驹的朋友们都相信他走得并不痛苦。世荣说，家驹走得“很安乐”，他只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他们都会到那里去相聚，只是时间的早晚。悲痛万分的刘志远也表示“家驹对自己的生死一向看得很轻，相信这次会是十分轻松地辞世”。

是的，正如家驹所说，“在最光辉灿烂的时候把生命一下子玩到尽头，就是永恒”。他也的确成了永恒，在他逝世后的二十多年间，他的作品在华人地区越传越广，哪里都能听到他的歌声。他不仅没有离去，而且永远年轻，永远和他所爱的人以及爱他的人同在。

2018年5月，一颗以黄家驹的名字命名、编号为41742的小行星被正式公布，从此他就像夜空中的星宿，用自己的余光，照亮那些迷失在黑暗中的人。

黄家驹，资料照片。Leslie Chan提供。

家驹去世后，整个香港演艺界的反应，令Beyond三子非常失望。那些曾经嘲笑、讽刺Beyond的人，现在都纷纷出来赞美他们，甚至还“突然冒出很多素不相识的朋友”。市场的反应同样如此。

乐队从前的唱片价格被抬高到数十倍，尤其是家驹亲笔签名的物品，更是贵得离谱。再版的唱片和关于家驹的纪念品、书刊源源不断地出现；而之前滞销的专辑《乐与怒》，销量很快就突破了30万张。

Amuse和滚石唱片的安排同样令Beyond愤怒不已。乐队返回香港不到一个月，Amuse就打电话对他们说，是时候发片了。于是唱片公司（Fun House）在7月25日率先推出了原计划出版的双专辑《这就是爱》（This Is Love）中的7首歌，专辑中的另一部分则随着家驹的逝世而被永远搁置。

没过多久，滚石唱片也把他们三个召进了录音室，录制《妄想》和《完全地爱吧》的国语版。紧接着，滚石唱片很快便在台湾出版了一张东拼西凑、三种语言混在一起的专辑《海阔天空》。

Beyond的踟躇和无奈在黄贯中演唱的《身不由己》中显露无遗。虽然这首歌的词作者并非黄贯中自己，但刘宏博显然很清楚他们内心的痛苦。“是是非非让人疲惫/装作无所谓/身不由己的影子转呀转不停”便是Beyond当时的处境。

尽管多年后当黄贯中回忆起这些事情时，依然有一种“当时要是我有机枪我就拿出来开杀了”的愤怒，但他们还是不得不接受这些安排。

Beyond三子始终难以抵挡家驹的缺席带来的痛苦和情绪波动。黄家强感觉“整个人都没有希望”；黄贯中“连拿起吉他的力气都没有”；叶世荣则是“每次在排练中看到他用的乐器，站的位置”，都会“想到他，很难受”。

没多久，他们都产生了解散乐队的念头，黄贯中甚至直接做出了解散的决定。因为“家驹不在，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悲痛和迷茫中的家强完全不知道如何处理眼前的剧变，只好同意让乐队暂时休息一下。

休整期间，他们三人基本没有见面，因为只要见面就会想起家驹，所以只好各自想方设法逃避。世荣每天通过不停地打鼓，让自己累到爬不起来。家强则是陪在家人身边，或者找朋友聊天，因为那段时间他“非常害怕一个人独处”，非常“害怕安静，害怕想起过去的事情”。

总之，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自己闲下来，以免想起悲伤的往事。但他根本不敢去碰吉他，因为只要拿起吉他就会想起家驹。“直到三个月以后，我才第一次拿起吉他，试试看能不能再弹，”黄家强回忆说，“第一次再拿吉他，我呆了很久很久，没办法弹出一个音。”

续写遗志，忍痛上路

过了一段时间，当黄家强的情绪稳定下来后，他终于意识到“要独立，要自立了”，因为未来的路不能再靠家驹。他开始思考应该如何应对未来，并打算重新站起来。经过百十个日夜的挣扎后，黄家强给叶世荣和黄贯中打去电话，并告诉他们，希望Beyond重新上路。

而此时黄贯中也改变了想法，有了继续的打算。“后来我觉得不能这样，如果那时解散的话，大家肯定会更伤心，歌迷一定更难受，”黄贯中说，“我也不希望Beyond就这样结束了。所以我们告诉自己要更加努力，要把他的音乐推广出去，完成他的梦想。”当然，原因并不仅仅于此。另一方面，他们也“只有这条路可以走，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同时他们还有一种使命感：“如果Beyond都没有了，可以说，香港就没有了乐队的声音。”

同年7月初，叶世荣甚至还向媒体表示他们会“将家驹的音乐理想继续下去”，但随着9月份Rita向外界宣布Beyond取消十周年演出的决定后，关于Beyond解散的传闻便开始四处飞扬，乐队一连几个月的隐身也加深了歌迷的疑虑。

10月初，Beyond三子终于回到了录音室。但他们始终觉得“少了很多东西”，每次进排练室，都感觉“人还没有到齐”，一种挥之不去的缺失感萦绕着他们。不过他们总算慢慢克服了恐惧和痛苦，开始尝试去写歌，即兴弹奏一些曲子。虽然刚开始的那几天他们都做得很慢，完全找不到感觉，但随着默契的加深，他们找回了继续做下去的信心。

在悲痛中度过了5个月后，1993年11月30日，Beyond终于以叶世荣、黄贯中、黄家强三人的阵容重新出现在舞台上。当晚的“创作人音乐会”除了“检阅潘源良的作品”之外，主要是向“粤语流行曲之父”周聪以及陈百强、黄家驹这三位已故音乐人致敬。

在向家驹致敬的环节中，太极、亚龙大、麦洁文、林忆莲等分别演绎了Beyond的作品，王菲则唱了家驹为她作曲的《可否抱紧我》。刘志远也被邀请来为他们弹奏键盘和吉他。哭干了嗓子的黄家强和黄贯中虽然没能唱出从前的感觉，但叶世荣的一段击鼓，还是为乐队赢得了不少掌声。

综艺节目《定义》（2021）画面。

那些关于Beyond解散的传言，也随着叶世荣和黄贯中的出面表态而被瓦解。世荣说：“Beyond会继续摇滚到底，直到死的那一刻为止。”黄贯中说：“只要你们一直支持Beyond，我们玩到玩不动了，也会努力继续玩。”

音乐会后续的报道让Beyond深感不满，因为很多媒体对参与致敬演出的亚龙大乐队只字不提。“我们真的非常愤怒，不是只有一两家报纸这样，好像全世界都不认可这件事。”黄贯中愤愤不平地说，“就像一盆冷水，实在令人伤心，他们真的很没有礼貌，很不尊重人。”

然而现实就是如此，家驹活着的时候，香港媒体就很少有人认同Beyond的批判精神，甚至将其斥为偏激。但现在，到处都是惋惜的声音，到处都在赞美他的才华，对他的褒奖也铺天盖地袭来。

当初备受冷落的《海阔天空》先后被授予“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本地创作歌曲大奖”和“十大中文金曲奖”，香港电台甚至还为家驹补发了“无休止符纪念奖”，而在两个星期前，这个奖项才刚刚被追颁给陈百强。即便是已经很久没播放Beyond歌曲的无线电视台，也给他们颁发了“十大劲歌金曲荣誉大奖”。

然而，再多的荣誉，都已无力挽回家驹的生命；再多的奖项，也无法阻止香港乐坛的衰落。家驹的离去，宣告了香港乐坛黄金时代的终结。

原文作者/左安军

编辑。荷花

导语校对/卢茜

“我的作画作文，常以茯苓糕为标准”——丰子恺在香港

作者：张惠(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丰子恺·教惟以爱”——香港首届少年儿童艺术创作赛日前在香港举办，活动秉承丰子恺“教惟以爱”的艺术教育理念，寓美育于“真、善、美”人生观的塑造。丰子恺虽然没有在香港长期生活过，然而，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他在香港发表了不少作品，还曾出任《星岛日报》副刊《儿童乐园》主编。综观丰子恺这一时期在香港发表的漫画与文章，很符合他提出的“一个茯苓糕”的标准：形式美，又有教育作用，能使人精神健康。他在香港撒播下的爱国精神和真善美的种子，在今天的香港儿童笔下传承，开出了绚丽的花朵。

丰子恺曾出任《星岛日报》副刊《儿童乐园》主编

“我们要以笔代舌，而呐喊‘抗敌救国！’”

20世纪30年代，日本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战争致使丰子恺家园被毁，全家流徙。由于日寇进犯，他精心建构的、承载了无数美好记忆的家园缘缘堂被炸成了一片瓦砾：“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寇兵迫近石门湾。我率眷老幼十人，携行物两担，离开故乡，流徙桐庐。二十三日，石门湾失守。我军誓死抗战，失而复得。后来，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以至四进四出。石门湾变成焦土，缘缘堂就做了焦土抗战的烈士。”他在逃难的过程中，被人勒索要用其画作交换送他们一家老小上船的资格；更不用说一路上头顶飞机盘旋，脚下炸弹爆炸的惊恐万状了，“在沿途看见万众流离的苦况，听见前线浴血的惨闻”。这时，他愤怒伤感地画下一组漫画，一幅是一个鹑衣百结的老太太，左胳膊下夹着铺盖卷儿，右手拉着一个同样衣着破破烂烂的小孩子，两人都惊恐地向天空望去，而空中不过是三只蜻蜓而已，题画诗说明了一切——“饱受飞机惊，怕见蜻蜓影”。原来是难民因为饱受飞机轰炸，在死亡的阴影下，看到蜻蜓都心惊肉跳。另一幅是一个人坐在一座孤礁上，四面环海、无衣无食，正在这时，见迎面一位艄公驶来了一艘小船，他惊喜地伸出手去……然而，画面题的却是“难民之梦”，说明这不过是难民的一场美梦而已。见到蜻蜓杯弓蛇影、心惊胆战，困于逃难途中一筹莫展、梦想被搭救，不仅是丰子恺自家的亲身体验，更是千千万万难民经历的缩影。

丰子恺漫画《可爱的小扒手》，发表在1948年5月19日《星岛日报》副刊《儿童乐园》。

香港的《立报》和《大公报》在1938年发表了丰子恺一系列的抗日文章，在《粥饭与药石》中丰子恺提到，文艺工作者也应毫不犹豫地投身抗战事业：“我们要以笔代舌，而呐喊‘抗敌救国！’我们要以笔当刀，而在文艺阵地上冲锋杀敌。”在《亡国之道，志士与汉奸》中，丰子恺引孟子《鱼我所欲也》章痛斥汉奸，说明志士与汉奸的差别，就在于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不同。“为什么肯做汉奸？我想多数是为贪生怕死。倘不贪生，不愿屈节事敌。倘不怕死，非但不做汉奸，且可做游击队员了。”而在《散沙与沙袋》中，丰子恺指出，散沙遇风四散，但倘用袋装沙，敌人的枪子和炮弹一碰着沙袋，就失却火力，敌人的炸弹片遇着沙袋，也就不能伤人，沙的抵抗力比铁还大，比石更强。中国四万万人，曾经被称为“一盘散沙”，在抗战关头，大家应该团结起来成为沙袋共御外侮。他又在《卑怯和自私》中揭露日军假装和平、口是心非的行径，呼吁大众同仇敌忾：“我们要达到和平，只有借他们的武器来杀他们自己，我们的抗战就是为此。”

由于丰子恺壮怀激烈、誓死抗争的精神，有些不理解的庸众发表奇谈怪论，认为丰子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居士，又曾绘制《护生画集》，如今却鼓吹流血牺牲，这不是杀生吗？丰子恺言行不一，因此他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对此，丰子恺义正词严地进行论辩，指出这种论调是不懂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护生”是为“护心”，劝说顽童不要踏死蚂蚁，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而是怕顽童的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因此对于《护生画集》，读者须体会其“理”，不可执着其“事”。更须保持头脑清醒的是：“我们不是侵略战，是‘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丰子恺可谓是非分明而又符合佛理，因为在和平时期，自应秉持仁慈爱念，“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然而在非常时期，“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那是迂阔。正义得以伸张，恶魔得以正法，这才是最大的慈悲。

香港的《大拇指周报》转载了丰子恺的抗日漫画，认为“画中不仅可窥见当时的社会面貌，也可见丰先生浓重的民族感情，强烈的爱憎，是与‘古诗新画’截然不同主题风格的绘画。”香港之所以欢迎丰子恺的抗日漫画，是因为香港也曾被日本占据，香港人因此对丰子恺的抗日漫画和文章如此心有戚戚焉。

在慨叹祖国和人民饱受蹂躏之余，丰子恺也表明了必胜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他的另一幅画“烈日雪人图”，远景是富士山，近景则是一个硕大的雪人扛着一面旗子，上面大书fascism（法西斯主义），这个硕大无朋的雪人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以至于富士山都显得相形见绌；然而雪人却一脸愁苦哭丧，原来头上就是火热的太阳，它的身体正在从内部融化，说明法西斯主义内部已经开始分崩离析，这幅画的题名为《一时之雄》。

丰子恺在画这幅烈日雪人图时，心中感慨万千。他受恩师李叔同的鼓励，1921年负笈日本，曾经见识过东瀛社会美好和先进的一面，也在此邂逅了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画作，激发过自己创作的灵感，使他在绘画上自成一格。但是万难预料的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致使中华大地处处焦土，死亡枕藉，记忆中优美的大和民族怎么会如此残忍？而这无尽的黑暗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因此，丰子恺愤怒地画下了这幅烈日雪人图，而且傲骨铮铮地签署了自己的真实名字。画面有三种语言，一种是英语，即雪人扛着的旗子上写着fascism，说明日军“大东亚共荣圈”假面下的侵略实质，以及与德国法西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一种是汉语，即“一时之雄”并下署“子恺画”，丰子恺绘制这样的讽刺图并签署自己的真名，可见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大无畏精神。还有一种是日语わがよたれぞつねならむ，译成中文大意是“没有什么是能长久的”，正与这幅讽刺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像雪人儿一样在烈日之下很快就会融化、不能久长的漫画相得益彰。这句日语出自《伊吕波歌》（又译为《以吕波歌》），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和歌，以七五调格律写成，内容为佛教的无常观，大意为“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伊吕波歌》相当于日语里的字母歌，学习日语的时候会用到，因为《伊吕波歌》包含了47个假名，语言上来说基本上把日语里的假名都用了一遍（除了当时还没有的ん)。《伊吕波歌》基本上是学过一段时间日语的人都会接触到的，又有佛教色彩，因此，法名“婴行”的丰子恺将其用在这张抗日的漫画上，以“一切皆不久长”，作为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总结，可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今岁春来不要看”

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但内战又把人民拖入了痛苦的深渊，山河破碎、炮火连天之际，被蹂躏的人民盼望着胜利的春天，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春天什么时候才能到来？1948年丰子恺在《星岛日报》发表一幅漫画，透过窗户可见外面已经是翠柳垂下万丝绦、草长莺飞、山花烂漫，但是屋中的一个文人坐在窗下桌前，却把头伏在臂弯中，无心观看，画面的题诗曲折地表明了心态——“年年春到空欢喜今岁春来不要看”。这个春天是指胜利的春天，正和陆游的“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异曲同工。此画又与杜甫的《春望》同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窗外春和景明，波澜不惊，好鸟相鸣，嘤嘤成韵；可是“我”孤守室中，苦苦等待黎明，等待战火平息。自然界的美景和“我”的心理感伤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比，“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丰子恺的这幅漫画正是如此，画面悲喜交集，感人至深。

1948年丰子恺在《星岛日报》集中发表了一系列揭露国民党军队祸害人民，致使家破人亡、逼良为娼的漫画。1月30日的《爸爸不要去》画的是一个垂头丧气的国民党大兵无情地拖拽着一个男子，要拉他去做壮丁。男子裤腿上打着补丁，凄惨地回头望向自己一双尚在童稚的儿女，女儿跪在地上抱着爸爸的腿，儿子拖着爸爸的衣襟，他们都在号哭“爸爸不要去”。2月6日的《童匪》画的则是两个背着刺刀的国民党大兵一前一后，如临大敌地押解着两名犯人。绳索套着犯人的头，紧紧地捆绑着他们的双手，前面的士兵双手紧抓绳索，后面的士兵警惕地断后以防犯人逃走。然而这两名被严加看管的犯人却是两个个头刚刚超过士兵腰际的八九岁孩童，他们的罪名是“匪”，因此即使是孩子，他们也是“童匪”。还有3月5日的《水涨船高》中，一家老小困在礁石上，羡慕地望着坐在船上的人，等待他们的不外乎困死和饿死。丰子恺没有高喊口号，可是这些冷峻的画面，已经于无声处听惊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鱼肉百姓、草菅人命，对民生造成巨大创伤和苦难的政府何能久乎？

“儿童的崇拜者”

香港直到1941年才有了第一本本土的儿童杂志——《新儿童》，但同年日本占据香港，儿童文学随即走入低潮。抗日战争胜利后，于香港成立的儿童文学研究组掀起了华南儿童文学运动的风潮，各大报章先后创办儿童副刊，《新儿童》也于1946年复刊。香港《华侨日报》在1947年3月1日创立《儿童周刊》，以征文比赛吸引读者，引领组织“儿童周刊读者会”，通过多元化的文艺活动，积极地回应祖国内地的文艺政策。《星岛日报》则在1948年4月9日创办《儿童乐园》，刚开始《儿童乐园》没有主编署名，直到第四期改为周刊后，即以“丰子恺题”或“子恺题”的书画为报头，主编署名为丰子恺。《星岛日报》认为，让“儿童的崇拜者”丰子恺担任主编，不但能体现副刊“儿童本位”的宗旨，而且可以“建立读者对编者的信任”。综观而言，《儿童乐园》所发表的作品大多着重于儿童的游戏情味，寓教于乐，能启发儿童心智。

在1948到1949年间，丰子恺在《儿童乐园》发表了多篇漫画，这些作品全是“从儿童的视角切入，强调儿童的游戏性，既贴近儿童的生活，又表现了鲜活的儿童情趣”。和人生漫画相比，有更多“天真的幻想、对世间浓厚的爱”。

1948年5月19日的《儿童乐园》，在丰子恺所画的题头画中，画面下方摆放着整整齐齐、清香四溢的香蕉、梨子、糕饼、点心，上方左侧的窗口探出一个小男孩的小脑袋，眼睛下望，口水滴滴答答，意味着《儿童乐园》就是一个令孩子们垂涎三尺的好所在。同一期上还有以《可爱的小扒手》为题的四格漫画：一、“小菜场上偷萝卜”：妈妈在买菜，小贩叔叔在称重，但带着的蹒跚学步的幼儿已经从筐里开心地抱起一个大萝卜。二、“街路上偷大饼”：爸爸妈妈并肩前行，但是妈妈背着的小婴儿偷偷地抓向爸爸的背包里面香喷喷的大饼。三、“电车站上偷手帕”：电车上叔叔站着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报纸，一个穿着娃娃衫的小婴儿正在拽他裤子口袋里的手帕。四、“老祖母头上偷金耳挖”：妈妈抱着的小婴儿，正调皮地去拔老奶奶头上戴着的金耳挖。老奶奶为什么把耳挖勺戴在头上？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簪子——簪珥，又名耳挖簪，一端是耳挖为簪首，另一端则可绾发髻，佩戴方式是从上至下插在头发上，阳光下亮晶晶的，所以小孩子才会伸手去抓。这幅画还暗含了丰子恺自己的儿童经历，他在《我的一生》中回忆道，自己四岁的时候，父亲考中举人，祖母正是拔下头上的金耳挖来酬谢报喜人，所以很有可能这个从老祖母头上“偷”金耳挖的小婴儿画的正是丰子恺自己。而香港之所以欢迎丰子恺这些漫画，在于香港虽然在电车、抽水马桶等民生方面较早迈入了现代化，但晚清的许多服饰、习俗都留存在日常生活中。由于香港新旧相交，中西融合的特殊风貌，所以特别中意丰子恺这些看起来中西合璧、熟悉又亲切的漫画。

“一个故事背后藏着一个教训”

1962年，丰子恺在香港《文汇报》上向香港的读者宣告了自己要翻译《源氏物语》的消息。日本名著《源氏物语》完成于11世纪初，在英、德、法等国早已有了脍炙人口的译本，而在一衣带水的中国却尚无译本。因此，丰子恺这个消息令大家非常振奋。

丰子恺与《源氏物语》渊源深厚，曾为其发心学习日本古文。当年他在东京的图书馆里看到古本《源氏物语》，因为全是古文不易理解，后来买了一部与谢野晶子的现代语译本，通读之后觉得很像中国的《红楼梦》，人物众多，情节曲折，文辞优美，内蕴丰富，令人不忍释手。从此，丰子恺专注于日本古文的学习。他起初觉得《源氏物语》中的古文往往没有主语，字句太简单，难于理解。后来如倒食甘蔗渐入佳境，慢慢体会到它有类于中国的《论语》《左传》或《檀弓》之处，有“言简意繁”之妙。

丰子恺曾经翻译过日本文学家夏目漱石的中篇小说《旅宿》、石川啄木的《石川啄木小说集》、德富芦花的中篇小说名作《不如归》，积累了丰富的日译经验，这些译本当时在国内刊印流传，大家爱读爱看。因为丰子恺并不是用怪里怪气的“翻译腔”，而是主张先深深地理解原作，把原作全部吸收在肚子里，然后用本国的语言来传达给本国人，“用一个譬喻来说，好比把原文嚼碎了，吞下去，消化了，然后再吐出来”。这在翻译学上被称为“归化译法”，也就是译者必须像本国作者那样说话，译作要变成地道的本国语言。归化翻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增强译文的可读性。以《源氏物语》为例，丰子恺采用了中国章回小说的习惯，常以“话说……”“却说……”“且说……”等语开篇，如第一回《桐壶》、第四回《夕颜》、第六回《末摘花》等都以“话说”二字开头，第三回《空蝉》“却说源氏公子当晚在纪伊守家里，辗转不能成眠”，第八回《花宴》中，“且说那个朦胧月夜的小姐，回想那晚间的迷离春梦，不胜悲叹，心中怀着无限思量”等等。《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生于书香世家，父亲藤原为时兼擅汉诗与和歌。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紫式部一方面对中国文学有很深的素养，文中大量引用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李夫人》等诗；另一方面熟悉日本和歌，文中有近800首和歌。丰子恺翻译时不硬搬日文原诗的格律，也不拘泥于词和句，常用中国古代诗歌的七言两句或五言四句进行翻译。比如第五回《紫儿》，有一句和歌，丰子恺将其译为：“自窥细草芳姿后，游子青衫泪不干。”又如第二回《帚木》中的一句，丰子恺将其译为五言绝句格式：“群花历乱开，烂漫多姿色。独怜常夏花，秀美真无匹。”《源氏物语》的翻译更融入了丰子恺的亲身体验，1921年丰子恺在日本求学时曾到各处欣赏红叶，有一次在江之岛，坐在红叶底下眺望大海，饮正宗酒。“其时天风振袖，水光接天。十里红树，如锦如绣。三杯之后，我浑忘尘劳，几疑身在神仙世界了。”40年来，这甘美的回忆时时闪现在丰子恺的脑海，因此他翻译第四回《夕颜》中的美景之时，将亲见亲闻的日本风景和日本人民风韵闲雅的生活笔带感情地传神托出——“此时暮色沉沉，夜天澄碧。阶前秋草，焜黄欲萎。四壁虫声，哀音似诉。满庭红叶，幽艳如锦。”可谓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一幕很像电影中的空镜头，虽然画面中仅有景物没有人，但镜头的内核并不空，它似诗中的未尽之言，也似绘画中的留白，用“夜天”“秋草”“红叶”的元素意象来传达流动的东方美，用“澄碧”“焜黄”“满庭红”的高对比度冲击色，给人以色彩的震撼，而“暮色”“欲萎”和“哀音”又传递了日式美学的“物哀”。

丰子恺写给香港小朋友的儿童故事也别具一格，比如《博士见鬼》中，某留洋林博士和同专业的太太结婚，情比金坚，没想到太太突然因伤寒去世，林博士发誓永远为太太守节，但他很快哀悼变淡然，觉得非常寂寞，饮食起居都非常不便。想到太太已经死了，对她守信，于她毫无用处，于自己却实在有碍。何况作为科学家，他根本不相信有鬼，因此清明过后，也就在前太太死后约三个月，他就和大学教育系毕业的李女士再婚了。因为违誓，心常不安，所以他常常面露愁容，梦中也常呓语呜咽。李女士问知原委，怕鬼作祟，心常忧惧，故在前太太去世周年之际，两人请和尚来诵经，并虔诚膜拜灵座，不料第二天看到灵座上的纸牌位已经反身朝向墙壁。虽然他们恭敬地将牌位正过来，点上香烛，又虔诚地膜拜，但第二天、第三天，每次牌位都反过去，两人确信有鬼，李女士忧惧过度，寝食不调，惊吓成病而死。林博士堂前设了个纸牌位，发誓今晚不睡，在两妻的灵前坐守一夜，倘真有鬼，就请今晚显灵当面旋牌位。结果发现原来是邻家打米，使地皮震动，桌子上的纸牌位也随之震动，又因桌子稍有点儿倾斜，故每一跳动，纸牌位必转变其方向，打米持续数小时，地皮震动不止千百次，纸牌位跳了千百次，正好旋转180度，便面向墙壁了。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篇作品似乎很难被视作童话。然而，儿童文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儿童文学包括婴幼儿文学、儿童文学和少年文学，所以，这篇包含了科学因素的《博士见鬼》适合少年读者阅读，是可以归类为广义儿童文学范畴的。另外，丰子恺的这篇童话和外国童话也有类似之处，因为《贝洛童话》《格列佛游记》《敏豪生奇游记》《格林童话》《霍夫曼童话》《王尔德童话》等，其实一开始并不是专为儿童所作，即使公认的童话大师安徒生也在自传中明确指出：“我把这些童话称为《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虽然，我的本意是这些童话的对象可以是孩子，也可以是成人。”所以儿童文学中有不少老少皆宜的作品，《博士见鬼》正可作如是观。当《博士见鬼》后来和其他文章一起结集成同名著作时，丰子恺在序言中说：“茯苓糕不但甜美，又有滋补作用，能使身体健康。画与文，最好也不但形式美丽，又有教育作用，能使精神健康。数十年来，我的作画作文，常以茯苓糕为标准。”丰子恺的《博士见鬼》也是“茯苓糕式”的：“一个故事背后藏着一个教训。”读者阅读的过程中，除了学习到科学原理，产生古代迷信和现代科学对撞形成的化学反应之外，孩子读来妙趣横生，大人们读来也回味无穷。

“教惟以爱”

丰子恺在香港提倡大众艺术，他在《中国学生周报》第951期《绘画与文学》中指出：纯粹由音表现的“纯音乐”，能懂的人很少；在音乐中混入歌词的“歌曲”，能懂的人就较多。同理，纯粹由形状、色彩表现的所谓“纯粹的绘画”，能懂的人也很少；而在形状色彩中混入文学的意味的所谓“文学的绘画”，能懂的人也较多。故为大众艺术计，在艺术中羼入文学的加味，亦是利于普遍传播的一种方法。

1949年丰子恺52岁之时，他闭门3个月，完成《护生画集》第三集，在4月赴香港连续举办了3次个人画展，分别为：4月15至16日在花园道圣约翰礼拜堂；19至20日在思豪酒店；21至22日在九龙培正中学，同时发表了“青年对于艺术修养”的演讲。丰子恺在香港担任《儿童乐园》的主编，3次的画展经历和演讲，以及发表的众多漫画和文章，给香港的少年儿童播下了真善美的种子。2020年1月8日，丰子恺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与香港道尔顿学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立“香港丰子恺儿童艺术教育中心”。丰子恺的嫡孙丰羽先生，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教授，道尔顿学校的创校董事、校长、家长及社会各界热爱丰子恺艺术的人士在道尔顿欢聚一堂，共同参与、见证并开启了推广丰子恺艺术和文化教育之旅。“香港丰子恺儿童艺术教育中心”除了合作开展不同主题的丰子恺作品展览之外，还举办面向全香港青少年的艺术讲座、研讨会、国际绘画比赛、周末讲堂等一系列文化活动，为推动丰子恺艺术和中国优秀文化在香港的繁荣与发展贡献力量。

2020年—2021年，香港丰子恺艺术教育中心主办了“香港首届少年儿童艺术创作赛”，活动秉承丰子恺“教惟以爱”的艺术教育理念，寓美育于“真、善、美”人生观的塑造，培养少年儿童高尚的道德情操与艺术素养。有些获奖作品便是对丰子恺的致敬之作，并加入了当代的思考。比如“最受欢迎奖”，小作者把丰子恺《爸爸回来了》中的小男孩画在图画里，但是增画了爸爸、妈妈和妹妹，画面上的旁白写道：“我替爸爸上班，爸爸便可以多点时间陪妈妈和妹妹”；有的则传承了丰子恺对生命的爱护，比如获得季军的《爱护动物，你我做到》；有的更推广到对全人类的关爱，比如获得亚军的《分享分担，共享资源》。丰子恺在香港撒播下的爱国精神和仁爱的种子开出了绚丽之花。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19日13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